用制度保护环境，用红线划定权责

　　13日，北京市PM2.5最高时达到303，超过标准浓度限值的4倍多，相当于一天抽20根香烟的严重污染，再一次将人们拉回冰冷的现实。除了最严重时席卷143万平方公里国土的雾霾，生态环境的麻烦还有许多：困扰华北的地下水和土壤化学污染、危害全国135个城市的酸雨、全国1/3以上城市遭遇的垃圾围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号列车，似乎坠入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下沉区间，一时间令人看不到爬坡的转机。生态环境问题，而不是其它，成了我们被“开除球籍”的最大风险。

　　这就是我们目前环境保护加速与环境持续恶化相互角力的现状，一场输不起的环保攻坚战。同时间赛跑、同人心竞逐、同现实对赌，而赌注，是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连同子孙后代在内数十亿人的身体健康。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变化，好似压在中国头上的三座“环境大山”，让这个经历经济社会转型的东方古国步履更加蹒跚。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没有丧失时机，也未曾放弃希望、缴械投降。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虽然涉及生态文明的篇幅只有寥寥170字，但“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顶层设计已然呼之欲出，中央领导“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不能越雷池一步”的雷厉态度贯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划定生态红线”的提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出现在党的决议文件中却绝对是第一次。这种“底线意识”的确立，正是破解生态环境保护困局的改革“大招”。

　　过去，不是没有保护环境的制度体系和创新举措，许多时候，缺少的往往是上下一盘棋的共识和共同行动。比如生态补偿方面，碳交易试点早已开展，但各地积极性不高，不足以撑起节能减排的大任；早在2011年发改委就拟定《生态补偿条例》，却胎死腹中。生态环境不断走下坡路的惨痛教训充分说明，靠环境污染自动催生发展转型、靠个别地方部门大胆突破、靠官员思想自觉实现断腕改革的环境保护老路，根本走不通。在官员考核晋升同GDP挂钩的情况下，任何有碍GDP的环保举措都是徒劳。

　　出路在哪？一个鲜明例子，当今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立下大气污染防治“责任状”后，各地各部门壮士断腕的举措纷纷提上日程。河北去年还在忙着上项目，仅唐山、邯郸两地就有 10多座高炉投产，新增钢铁产能2000多万吨，如今，却不得不信守责任承诺，5年压缩淘汰6000万吨钢铁产能。可见，抑制住地方政府靠牺牲环境来增加GDP和财政收入的冲动，关键还是要靠底线意识、红线约束。尤其是，用划红线的方式厘清不改革者的责任，避免出现先改革者不得好下场的逆向淘汰，这是任何改革获得良好执行力的关键所在。

　　可以肯定的是，用制度保护环境、划定生态红线，在将来很长时期会是中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一个基本方针。在这个基本方针之下，到底还会有多少“大招”，十八大所提出的美丽中国目标会怎样拂去虚幻的面纱，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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