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改革要废止官员＂照顾性安排＂

　　新一轮全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已经正式启动。李克强总理强调：“要严控地方政府机构编制总量，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依据现实情况，要真正达此目标，必须依法严定地方政府机构编制，尤其要坚决把官员数量减下来，其中重要一环是应当义无反顾地废止积习已久的官员“照顾性安排”。

　　什么是“照顾性安排”？局外人不尽其详，但也能略窥端倪。一是副职泛滥。对一个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来说，“一正几副”是正常的，但有些机构的副职配置似乎早已没有了边界约束。一个地级市政府竟然有十几个副市长，再设十几个副秘书长与之配套；有一个只有数万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居然有11个副县长。至于有的政府内设部门除了官几乎没有“兵”，也并非个别。二是低职高配。本是副局（处、科）长，却偏要明确为正局（处、科）级，一个部门本该只有一、两个（党政一把手）正职，但实际上不负正职责任、没有正职权限，却安享正职俸禄的大有人在。三是虚职多多。当不了厅局长，就安排成同级别的巡视员；没有处长位置，就提拔成同档次的调研员。在大机关，即使管管收发杂务、跑跑腿送送文件，都会熬成处级调研员，可谓世人皆知。无怪乎人们戏谑：“省（市）长一走廊，厅（局）长一礼堂，处（科）长一广场。”

　　“照顾性安排”的后果不言而喻。当一个职位的设置不是为了工作需要，而仅仅是为了提高个人待遇，是为了满足一些人的当官欲望，这个职位除了滋生腐败还会有什么？不但如此，还助长官场中的互相攀比，你能照顾我为什么不能照顾？于是，幕后交易应运而生。官员“照顾性安排”的直接效果是，职责没增加但工资增加了，看病不用排队了，住院有专门的病房了，坐骑的档次提高了，但民众的负担却大大增加了。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论调，说“照顾性安排”是为了调动干部积极性。可是，如果有人反问一句：国企减员增效时，为什么要工人下岗而不是设一些照顾性岗位以调动其积极性？这该作何回答呢？

　　冗员过多是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照顾性安排”往深里说，就是把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分流给了官员。但英国18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早有警告：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如果从这个角度和高度来看待官员的“照顾性安排”，是不是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有坚决废止的必要？

　　这些年来，每一届新政府执政，都抓政府机构精简，但往往效果不佳，大多表现为短期行为，风头一过，膨胀如初。根本原因是没有建立起政府机构改革的长效机制，法律监督不到位，人为提拔官员不受法规约束。所以，要啃下地方政府改革这块硬骨头，不可不坚决废止官员的“照顾性安排”，而且要依据法律动真的，来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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