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与归属

　　江苏中部的里下河地区，是一块湖荡相连、养人也养文学的大平原。自上世纪80年代初，高邮籍作家汪曾祺以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复出文坛以来，这里走出了写《柳堡的故事》的胡石言，“少壮派”小说家毕飞宇、鲁敏，儿童文学“大将”曹文轩、黄蓓佳，写历史散文的夏坚勇、费振钟，等等。前不久由泰州文联举办的研讨会上，在对这一地区作家群进行梳理的同时，与会者也在追问，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当下，作家们交叉跑动于不同的城市，地域所能带来的归属感和向心力越来越小，如此一来，怎样继续开掘地域对文学的“作用”？

　　瓶颈有时恰恰能逼出出路。全媒体时代信息的轰炸，没有了“新”的风景，文学终于可以不用新奇和陌生来招徕关注了。地域的向心力减弱，作家也很难再在主题上偏居一隅，靠消费地域的特殊性来降低写作的难度了。地域不是文学一劳永逸的温床，对地域文学的继承也绝不意味着一而再再而三地复制那些平原、水乡、芦苇荡。汪曾祺审慎而有分寸感地书写故里是一个启示，里下河一带作家表现出来的对语言的自觉、对技巧的讲究、体贴温存的文人气也是一个启示，他们说明，地域不是文学的风物供应商，它对文学的滋养是渗入到语言、情怀、思想之中的，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地理学。

　　在这个意义上，作家们的交叉跑动不是坏事，漂泊时才会分外想念故乡，生活在别处，才能不断追问内心的归属。城镇化进程加快，传统意义上的故土远去，也让我们正视：不是只有乡土文学才有地域特色，写出城市之“心”同样是地域写作的方向。真正的难度在于，如何从特殊写到普遍，让我们文化基因里的那片“里下河”得到更广泛的体认，如同一直在写那“邮票般小小的地方”的福克纳所说：“我所写的那个天地在整个宇宙中等于是一块拱顶石，拱顶石虽小，万一抽掉，整个宇宙就要垮下。”

　　《 人民日报 》（ 2013年11月05日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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