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青春负了文学

离“家”出走（漫画）
徐鹏飞

　　青春或者爱情，从来不是写作的天敌，不是劣等的文学题材，相反，是生长文学经典的一方沃土

　　2000年前后，中国的“70后”、“80后”青春作家曾有过一次华丽的集体亮相，一时“青春文学”风头无两，虽然备受争议，却也聚集了一大群读者拥趸，在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今一晃十余年过去了，青春文学似乎并没有如支持者想象的那样，诞生我们这一时代的文学经典。在纷纷攘攘的畅销书、粉丝团、明星作家、文学富豪之下，似乎并未沉淀出真正有分量的作品。对此，有不少人把症结归于青春题材，认为写青春意味着缺乏社会阅历与现实观照，深度不够难成大器，甚至一些年轻作家自己也对青春题材心灰意冷，认定这是一条注定不能通达文学大道的“歧途”。

　　让我们把视野转入漫长的文学史。1774年，莱比锡书籍展览会上，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一炮走红，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席卷了欧洲的图书市场，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书，后来更是登上了文学经典的殿堂。那一年，作者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只有25岁。

　　今天，我们回顾这部经典时，往往会强调其“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等等，但是细究起来，以彼时歌德区区25年的人生阅历，社会反映之深刻似乎有待商榷。同时代的文学巨匠席勒评价维特的悲剧时说：“一个人物以热烈的感情拥抱一个理想，并且逃避现实，以便追求非现实的无限；他不断地在他身外寻求他永远在他自己的天性中所破坏的东西；他觉得他自己的梦想才是唯一现实的东西，他自己的经验无非是永久的束缚；他把自己的存在看作是束缚，应当把它粉碎，以便深入绝对的现实。”很显然，席勒的目光注重于作品中浓重而细腻的、为人类所共通的情感。25岁的歌德并没有经历多少社会上的大风大浪，更缺乏身处时代大潮的自觉，但是他从自己堪称贫瘠的人生阅历向下深挖，发现了年轻独有的、最原始也最纯净的情感脉动。这份情感虽然充满幼稚和冲动，但是却有着与一切青春经历共通的独特感染力，使年轻的读者们感同身受，甚至穿上与维特同样的衣服，有样学样地挥洒青春与烦恼。正如歌德自己所说：“幸运遭到阻挠，活动受到限制，愿望得不到满足，这些都不是某个特殊时代而是每个人都碰得着的不幸事件。假如一个人在他的生平不经过觉得《维特》就是为他自己写的那么一个阶段，那倒很可惜了。”

　　少年歌德与少年维特并不是文学史上的个例。莎士比亚写《罗密欧与朱丽叶》时30岁，讲的是贵族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喜；塞林格写《麦田里的守望者》时不满30岁，讲美国颓废一代青年的苦闷；郭沫若出版《女神》时不满30岁，写中国革命一代青年的躁动；沈从文31岁写出《边城》，讲偏远山城中少男少女单纯的恋情。青春或者爱情，从来不是写作的天敌，反倒是生长文学经典的一方沃土，而青年作家则是这方沃土上最具天赋的耕耘者。年龄赋予他们独特的感受力和细腻的情感，赋予他们“大人们”早已失去的偏狭却纯净的眼神，他们身上流淌的躁动、苦闷、迷茫、痴情与这方土地气息相投。

　　青春无罪，青春或者爱情并非是劣等的文学题材，倒是今天的青春文学作家们需要自问：是否为市场的风气所左右？是否为肤浅的冲动所裹挟？是否坚持了对文字的推敲斟酌？是否真的让写作潜入自己的灵魂？青年作家们缺乏漫长岁月的人生阅历，也没有当代史壮阔波澜的素材滋养，在匆忙而浮躁的当代社会，唯一稳固的写作资源，往往只在自身。歌德笔下的维特就是歌德自己，他将自己两段铭心刻骨的痴恋伤口撕开，颤抖着用一腔热血浇灌出文学之花，打动了众多“青春着”及“青春过”的读者；而我们今天向自身追索的年轻作家们，又有多少体验过夜深人静的夜晚、将解剖刀伸向自己的惊恐而兴奋的战栗？如果没有这样的自觉，且不说青春文学，即便日后有了充足的阅历与素材储备，只怕也很难有所建树；而真挚诚恳、触及作家灵魂的写作，不仅是对自己的发掘，更必然地与现实勾连，进而通向更加宏伟深邃的创作天地。

　　青春写作并非天生劣等，若要青春不负文学，中国青春文学的作家们，需要的是更“聚精会神”，再多一点激情，多一点勇气，多一点自信，多一点书写的理想与野心。年龄不是限制，题材不是问题，文学成功的奥秘，只在作者的一双眼、一支笔、一颗心。

　　《 人民日报 》（ 2013年11月05日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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