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逃票与信用挂钩无异于大炮打苍蝇

　　因为地铁逃票造成个人诚信不良记录，或许将导致不能报考公务员、不能当教师、不能进入大企业工作。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燕爽在10月27日举行的全国首届教育伦理学学术研讨会上表示，上海正将地铁逃票纳入个人征信系统，有望在多领域人才选拔中使用。（见10月29日的东方网）

　　地铁逃票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顽症，想方设法地治理，可以理解。但是动辄把地铁逃票与信用挂钩，让地铁逃票者不能当公务员、教师，有失偏颇。

　　当然，对地铁逃票这种顽症，应该采取高压手段，让地铁逃票者付出应有的代价，甚至支付道德成本。问题是，地铁逃票只是一种不文明行为，就像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吸烟一样，应该处罚，但也不至于给予重罚，如一次罚款一万两万元吧？而一旦把地铁逃票与信用挂钩，如果有人坐地铁逃票一次，就永远不能当公务员、教师，这种处罚成本太高、太重了，可能会物及必反，过犹不及，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至少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行政执法中行政裁量应考量执法成本和执法收益的均衡，要符合比例原则。即对不文明行为的处罚，应该以人为本，无论选择什么方式和种类的处罚办法，都应该达到行政目的诸方式和种类中最温和、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目的。换言之，切莫不能用“大炮”打“苍蝇”。

　　其实，地铁逃票的根源在于有的市民喜欢占小便宜，是思想素质和社会道德素质不高、廉耻观念不强的表现，说穿了，这是道德问题，还必须用社会道德教育的办法予以解决。只有提高了市民的道德素质和文明习惯，增强了他们的社会公德意识和法纪观念，才能让他们明白一旦逃票是件十分丢人丢脸的事情，从而敦促他们遵守公序良俗，城市才会形成良好的文明新风。否则，如果用“大炮”打“苍蝇”的办法惩罚地铁逃票者，治理始终难以走出“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尴尬。

　　从公共管理视角来看，制定处罚办法都应该遵循“当地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的原则，重在通过公序良俗的教育来教化市民的心灵，张扬市民的善良。市民们都心地善良了，遵守公序良俗了，谁还为几块钱逃票？该做的不去做，反而把地铁逃票与信用挂钩，确实不妥。毕竟，地铁逃票与是否当公务员、教师是两码事，如此挂钩，就是在随意添加“处罚菜单”，搞株连行为。而搞株连行为是封建社会的酷刑行为，早已被文明社会法制所淘汰。而今，在治理地铁逃票上，想恢复封建社会的酷刑，明显是文明社会的倒退，理应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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