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步子能否迈大些?

　　近日，北京市为推动高考改革，率先把高考录取中的英语分数比例降下来，语文课的考分所占比例则有所上升，此举对国内中小学教育中的畸形英语热降温和提高中小学生的母语水平，将产生积极的意义，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是举双手赞成北京市教育部门改革举措的，当然也有并不满足之处，就是觉得北京市的这一改革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而且其立意亦稍低了些、局狭了些，即其出发点仅是为了搜高学生的汉语（母语、国语）教育水平，并没有上升到对学生智育方面的全面素质的提高。

　　什么叫学生的全面智育素质？这是指高中毕业生在智育方面应该具备的多种基本知识（即中学阶段的多种学科），一般而言，大致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最基础知识，即语文、政治、数学、外语（一门）、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等；同时，实际上还应该包括道德、法制及简明的文学、艺术（如戏剧、音舞、书画等）、科技发展史等。但是，由于目前的应试教育竞争愈演愈烈，为了“减负”，高考的课目便只集中在几门所谓主课上，即语、数、英、政，像很重要的历史、地理、生物等，都不列入高考而成为“副课”，这样，高中阶段（尤其文理分科后的高三）的学生便都在吃“主课”的偏饭，连考文科的高考生都可以丢掉历史、地理等这些重要学科。与此同时，语、数、外等高考的主课，则是深读深读再深读，把该在大一期间解决的课程也提前“深研”了，君不见，名牌重点中学高中阶段的数学题海战术中的“深度”，那是恐怕连大学基础课教师也望而生畏的；名牌高中名师的另一高招是猜题，这些名师经几十年打拼，有的还每年参加高考阅卷，甚至认识出考题老师，因而对考题“行情”了如指掌，对考题总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所谓重点中学的名师，“名”就名在猜题本领上，这样，本该在高考总复习阶段让学生全面温习、巩固所学知识的过程，变成为引导学生在极少的几门“主课”揣题上的“总攻”。

　　这样的高考导向培养出来的学生，当然不可能有前面所说的全面的智育基础知识，许多高考高分者在社会道德上分不清是非、亦不懂历史、不知地理、不知艺术为何物，素质教育又从何谈起？这种缺陷的瘸腿教育甚至已延伸到了大学，前些年某大学就录取了一名没读过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的硕士研究生，有的中文专业研究生弄不清历史、党史脉络。其后果就是教书、做学问、搞创作常闹笑话，例如清华某教授在“直译”外文著作时，把蒋介石音译为“常凯申”，说明其现代史知识等于零。另一著名女作家在《文.汇报.笔会》上发表文章，把韦驮菩萨写成“韦陀”（不是笔误，有好几处）；近日，又曝出某著名女作家公然称自己为“青楼头牌”的笑话，颇令人忍俊不禁，我相信她供职的单位（作协或其他职场）绝对不会是“青楼”，而是对古典文学无知得可怜。这是畸形高考所结之恶果。

　　我一直以为，高考改革，应有利于考查和提高学生的全面智育素质，而不是在“减负”名义下只考极少量的语、数、英什么的，事实上考试的门类虽减少，但深度增加，高中生的学习并不会真正获得减负，而且对某些全面发展的学生也很不公平。一个很滑稽的现象是文科高考不考历史、地理，试想，高校文科专业哪一门类能缺失历史知识的准备？所以我说现在的高考是鼓励学生偏科，仅是分数的打拼而已，与素质教育无关。

　　为此，我希望有志于高考改革的省市，能够在提高全面智育的素质上进行比北京市步子迈得更大的改革，其方向有三：第一，降低语、数、英等主课的打拼度，其措施叫“以多胜少”，即对高考课目进行改革，在原有的语、数、英、政治等之外，再增加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必需掌握的历史、艺术（限文科）、生物或科技发展史、地理（含环境保护）等课。这些功课都不应有主、副之分（即使有，差别也应缩小）。考的课目多了，语、数、英等课就可以让学生学得浅一些（尤其是语文中繁琐而无用的“语法修辞”），减负（尤其是非重点中学）也就有了可能。第二，建议在中学价段增设简明的科技发展史、艺术知识、环境及地理、当代道德、法律知识等课程，道理大家都懂。第三，对高考试题的内容进行改革，着重考核考生的自主分辨能力、创新能力，例如：为了避免高语文卷中作文题的猜题，不妨试行多题制，即每年考试的作文题可以出8道、10道，考卷中作文题不再一律一样，而是让考生们拿到的题目不一样，有的可能考思辨类作文题，有的考论说文，有的考记叙散文等。政治课不仅考时政及政治知识，还应包含法律、当代道德方面知识。

　　高考不仅是一场为高校选拔生源的打拼，而是关系国家、民族未来的大事，目前的高考形式，与素质教育差距还大，应该改革，尤其是要改掉所谓主课的畸形偏饭现象，实实在在地提高高中生的全面智育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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