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新闻自由”别太当真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等境外媒体报道,近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新闻工作者协会发布了首份有关美国新闻自由状况的报告,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于政府内幕泄露的司法起诉案件以及对记者调查资料的窃取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媒体和信息提供者造成巨大心理威慑。这份由《华盛顿邮报》前主编伦纳德·唐尼撰写的分析报告,让世界再次领略到美国所标榜的“新闻自由”的另一面。

　　对于人类的公共价值而言,新闻自由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自独立战争以来,新闻自由就被美国视为最重要的宪法价值,构成了其所谓宪政的基石。《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就宣称:如果让我来决定,到底应该有政府而没有报纸,还是应该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虽然在1787年联邦宪法制定中并未纳入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权利法案”,但随后新闻自由却是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形式正式入宪,这反映了美国人对新闻自由价值的极度珍重。

　　当初美国宪法对新闻自由的保护,主要着眼于防范立法机关的入侵,因而其宪法表述是:国会不准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即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表面上看这是一种针对立法的“绝对”限制,但事实上却忽略了国家的行政分支对新闻自由和公民言论自由的侵犯。为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运用自己对宪法的解释权,不断延拓媒体新闻自由的空间。其中最典型的判例就是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4),最高法院在该案中确立了“实际恶意”原则,要求官员或公众人物在指控媒体报道涉嫌诽谤或侵害名誉时,必须遵循真实恶意原则,从而使法律的天平在新闻自由与公共权力之间更加倾向于前者。

　　这些在实践中不断争取到的新闻自由,被美国的政客拿来作为向全世界输出的“普世价值”,而完全不顾各国的政治生态、社会结构与法治水平。就美国国内而言,新闻自由的确对其民主自由功不可没,没有它至少著名的“水门事件”就可能不会发生；但人们忽略的是,这种被美国政府所标榜的新闻自由价值,其实却是美国政府自身“最不喜欢的东西”,因为这种自由本质上构成了对政府权力的直接限制和掣肘。因此,美国政府对待媒体的真实心态向来是叶公好龙,一旦出现适当的时机和借口,政府就绝不放弃对新闻自由的利用和控制,甚至实施赤裸裸的践踏。

　　在历史上,上世纪从50年代“麦卡锡主义”横行时大批记者作家遭到迫害,到70年代对反战人士和黑人人权运动的钳制,类似践踏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案例举不胜举,各届政府都干过这种“不光彩的勾当”。而其中,“9·11事件”无疑成为美国政府对待新闻自由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因为从那之后,美国政府在反恐的借口之下,几乎将干预压迫新闻自由的行径公开化、合法化了。不仅提交国会通过的限制公民通讯自由的立法(最典型的如2011年《美国爱国者法案》)未获司法机关的有力阻却,就连政府部门直接针对媒体的控制与干预都很少受到司法审查。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奥巴马政府一共根据1917年的《反间谍法》对6名政府公务员和2名合同聘用人员提起了诉讼,因为他们被认为向媒体泄露了国家机密,而所有往届政府的类似诉讼案件加起来只有3桩。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在“国家利益”、“军事机密”的名目下,还大肆采取秘密行动直接监控媒体和记者。对此,美联社总裁普鲁伊特日前也表示,美国司法部去年暗中截取该社多名记者的通话记录,严重践踏新闻自由,也是美联社成立167年来,宪法权益受到最公然的侵犯。但对此,总统奥巴马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为美国司法部进行辩护,“涉及国家安全的泄露会把人置于危险之中,会把我派到战场上的美军军事人员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而一旦关涉到国家安全或军事利益时,就连“一直倾向于扩大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联邦法院也退避三舍,展露出十分谨慎乃至不作司法审查的态度。

　　可见,即便在美国的开国先父们那里,新闻自由构成民主制度的关键支柱之一；但在现代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安全形势下,美国的继任者们也在不断调整他们的新闻自由观,并极力采取“对内一套,对外一套”的两面做法。在向外输送新闻自由价值时强调绝对性,不容外国政府对新闻自由有些许控制；但对内管理时则寻求国家安全借口下的“相对合理主义”,大肆公然侵犯和践踏自己所标榜的新闻自由。

　　说到底,美国新闻自由的这种两面性,仍旧说明其很大程度上只是服务于国家权力的手段。这也提醒我们,新闻自由从来逃离不了政治的范围,由此注定了新闻自由的价值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它时刻受到政治的影响。只不过基于不同的国际国内形势,它有时显得像英雄一样伟岸,有时则显得犹如小媳妇般任人打扮。(作者傅达林系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相关内容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