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须孕育于“小事”之中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党的各级机构如火如荼地开展，从各省级常委班子到向下延伸的地市级班子的民主生活会来看，确实体现了各地“一把手”剖析自己的不足与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新气象，仿佛在寻找当年的“延安精神”。很多省委书记都打出了“向我开炮”的靶子，欢迎群众提意见和建议以便帮助自身整改，这些从形式上看是开了一个好头。然而，中央要求大家不能注重于形式，而要立足于实质，落实到群众关心的每一件小事上，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目标。这是一针见血地触及到了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更是对党的群众路线回归的基础性根本要求。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更是党的生命线。想当年在革命战争时期，党要求全体干部战士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是缸满院净，给群众把水缸挑满，把院子打扫干净；二是为村里的贫苦民众排忧解难；要求大家做的都是一件件与群众利益悠关的小事。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很多事项突出的都是“小事”，例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等要求；带来的是“落地红枣也不吃”、“不吃人民苹果”以及战上海的子弟兵露缩街头一丝一毫不扰民的感人情景。再如：“支部建在连队上”；党员融入群众中；红军时期的士兵委员会等；也就是体现了我军的作战方针聚集了广大士兵的智慧，党的路线也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所求。这一切都是因为毛泽东同志为全党定立的为人民服务的大目标决定的，也体现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内涵。更彰显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质。因此，人民群众正是透过这发生在身边的一桩桩小事，洞察出共产党的良苦用心，悟出了党与群众心心相联的鱼水情谊，从而打心眼里自觉地确定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信念。这就是来自民心的力量，拉着共产党朝着“得民心者得天下”永恒不变的轨迹方向前行。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式是扁平的，在内部为官兵平等，领导干部即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在外部则是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体现的是“群众路线”。正是靠着这个扁平组织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打败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朝鲜战场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军赶过了“三八线”。但革命胜利之后，这个曾经的扁平组织逐渐变成了科层化机构。为什么要这样做？理由是因为我们要办大事。

　　何为扁平化：扁平化体现的是传统组织结构的特点，表现为层级结构。如一个企业的高层、中层、基层管理者组成一个金字塔式的形状。当企业规模扩大时，一般采用增加管理机构层次，而扁平化的有效办法是增加管理幅度。当管理层次减少而管理者幅度增加时，金字塔状的组织形式就被“压缩 ”成扁平状的组织形式。而科层制又称官僚制，它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它的核心部分体现在多层次的科层化官僚体制中。

　　有人认为扁平组织是用来做一件件具体小事的。而中国共产党人过去非常强调小事，因为那时革命很简单，就是推翻旧体制，任务和目标都很单一。毛泽东就很讨厌科层化、官僚化。他认为党如不能与人民站在一起，沾染一身官气，如果要是压迫人民，高高在上的话，那还革什么命？总有一天自己也会被革命的。毛泽东又是最不讲科层化规矩的，他认为有必要，工人农民照样可以一步登上最高层领导人的位置。例如：原来发明“倪志福钻头”的工人革新能手倪志福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劳动模范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吴桂贤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农民陈永贵座上了政治局委员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但他们当时有一个共同的特就点是“升官”不发财，除了拿相应的工作补贴外，其余照旧享受原待遇。也就是照拿工人级别的工资，还拿着当农民的工分。

　　而官僚机构是干什么的？官僚机构是干大事的。依靠科层化，修高铁、港口、飞机场就需要专业化、年轻化、知识化、理性化，总体标志就叫做科层化体制。也就是说管理部门分得越来越细，主管下级的副职也相应增多，一层接一层，产生很多层级，正因如此，我们能够办成大事。专业化、知识化的队伍是为办大事而设的，但办不好小事。例如：“经营城市”的形象工程忙得不亦乐乎，而“棚户区”的脏乱差却无人问津；一条条马路光鲜亮丽，可路边丢失了井盖的下水道口却成了一个个“吃人”的陷阱；政府可以在一年内修通一条高速公路，但三年也清不完高速公路边的垃圾；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井盖、垃圾该由谁管，大家互相扯皮，到头来很多时候却成了大事办不好，小事办不了的社会疖症了。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因此也大打了折扣。

　　因此，后来发展到奇特的中国现象：“神州”飞船能上九天揽月；地上婴儿奶粉却含三聚氰氨；“姣龙”潜水器可深潜龙宫捉鳖；地沟油却在餐馆肆溢横流；GDP能升至世界老二；养老“双轨制”却无人能撼；也就导致了我们今天能办修高铁、港口、机场等大事，而把事关民生的食品安全、雾霾笼罩、水资源恶化、房价高涨、治安严重、世风日下等问题当成了一件件“小事”没人去管，导致了既使去管也管不好的结局。

　　这时有人就会为此辩护，说它是新旧转轨时期的产物，是市场经济的弊端。其实，我们的小事都在基层，人们生活中遇到的矛盾都是产生在自然的社区中。市场化、科层化把基层社区搞垮了。因为市场化把政府应尽的责任变了金钱交易，科层化把社区变成了衙门。另外，为办一些大事，比如计划生育，基层党支部书记、村长不愿意干，就发钱发工资让他干。从此，本来是非官员的自然社区的民意代表，转而变成编外官员。改革开放前有百万个自然村落，现在减少到四、五十万个，自然社区变成行政社区。行政社区领导都拿政府高额补贴，不给钱是不干事的。最后，因为分田分地，各种企业的私有化，村社经济基础也没有了，自然社区也就彻底崩溃了。

　　自然社区崩盘后，“人民”自治化涵义没有了，只剩下一群群个体。人民的权力和权益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一个依照西方模式也叫所谓的“民主”产物。什么民主？选举民主，除了选举民主什么也没有了。什么叫选举民主？也就是在基层每三年选一次，几分钟的投票，集合了你几年全部“民主”意识的参与就被限制在瞬间选个“头”的层面上。而且，在不少地方还是在上级领导授意下的“民选”。表面上看是海选了，大家选个支书和村长就民主了。但实际传统意义上的基层民主却丧失了，因为人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权变没了。其实，中国历代王朝都讲究村民自治，我国宪法也规定村民自治，什么叫村民自治？首先就是村民自己决定自己选谁？怎么选？当选时间多久及其怎样对当选人监督以及如何行使罢免权等等措施。现在按照目前法律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委员后，第二天人们就可出去打工，换届只能等三年后再说。因此，村民委员会就形同虚设，选出个村长，村长就可能变成为所欲为之强人，而且出事后还没法罢免他。这样民主产生的基层人选却可能干得出最无所顾忌的独裁之事，这使不少地方“村官”成了土皇地，是当地的一霸。这不仅是苍蝇满处飞的一大重要原因，更是形成“小事”无人管的机制弊端，同时还是激化基层“官”民对峙的导火索。

　　有的人甚至说这是从西方学来的模式，那我们来看看外国是怎样海选的。例如，在美国各州选总统的办法都不一样。美国总统选举是综合各州的选举人票，谁的选举人票多谁当选。而每个州产生选举人票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州是谁得到了多数海选票者，选举人票就“通吃”；有些州却是按选民海选票的比例来确定选举人票的多少；各州的规则都是由其选民投票设定的。而我们选个村长，全国都一样的模式，规则由上面统一制定。不论民族的差异，不管地区的差别，通通九九规一。那么这本身就有违于制定政策时的初衷，也有悖了《宪法》中的村民自治精神。而且还违反了传统的做法，这即是产生上述弊端的体制性根源。

　　因为在科层化官僚组织中，下级官员是上级官员任命的。包括很大一部分民选村长也是仰仗乡领导的提携才得以当选的，离开上级领导支持将会一事无成。因此，这些基层的准官员不怕得罪选民，只怕冒犯领导。因而上级要办的都是大事，服从上级，做好上级交办的事，才是自己的事。群众出现的事都是鸡毛蒜皮小事，不关自己的事，除非拆迁等影响自身私利与领导政绩之事算大事外，其它一律是小事，关己何事？因而矛盾的激化，引发了村民上访与造反，围攻乡政府等群体性事件频发也就不足以为奇了。

　　今天的市场经济，政府觉得很多事人民办不了，然后就承包给公司，公司则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我们的社会就变得非常浮夸，人民群众既使想参与都无门。结果是老百姓与科层体系离心离德，很不满意。结果政府把大事都办了，有的大事还办得风风光光与漂漂亮亮的，但是人民仍心存怨恨，感觉不到幸福指数。原因是他们真正关切的利益悠关之事，被一些政府官员当成了小事不淆一顾没人管。正如李总理所说：如果人民群众不能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GDP再高也是自拉自唱。

　　其实，中国的民主在传统意义上是以自然社区为基础，人民参与，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物业问题，现在居委会不组织，党组织也不管，政府更不愿管，谁都不愿意惹这麻烦事，没人愿意把人民、社区重新组织起来。细想只要组织起来，这些问题都能解决的，用不着政府操心。回想起计划经济体制下，街房邻里同住一“四合院”，没有物业公司。大家和睦相处，以院为家。如院内有一老太太早上出来吆喝大家扫院子，没有哪家人不派人出来清扫的。每年到夏天，甚至每两周都要熏一次蚊子，全大院都出来熏。社区很“坚强”，没有小偷，他们进不来。因为大家都知根知底互相帮衬，外人很难有“入侵”机会，也不需要交物业费，这是体现居民自治的典范之作。而今，以赢利为目的的物业公司来了，反而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因素。其中最大的矛盾体就是业主与物业公司，发生冲突是常事，住户挨打受欺负之事也常有发生。这暴露了市场化带来的弊端，根源出自于二者都是建立在唯利是图的动物性本能上，缺少的是人性良知的道德观底线。

　　然而，科层化官僚组织结构带来了复杂的权力范围与人事关系，必定会有与之配套的制度框住。因而对一件件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都有官僚岗位与规定设阻，如前段时间央视报道的办证难的问题：一本美国公民在邮局就能随时办理好的护照，在我们的基层公安部门却要折腾人往返3000多公里，来回跑上五、六趟才能办好。还有一些涉及其它办证照的窗口行业，还不知有多折腾人的？这些一件件群众难缠但又躲不开的小事多了，人民心中的幸福指数自然也都透支为负数了。

　　所以，目前发生的群体事件，虽有官场腐败与社会不公的原因，但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上述等“小事”造成。人们心中的怨气，不是因为他们没资格选总理，选省长，甚至选县长而生。大家心里都很明白，每一个人手中的那张票，哪怕是选总理或者选总书记，它的分量是无限趋近于零的，甭管别人怎么跟你说选票有多么神圣。因此，他们不是因为那张选票没处投而“造反”，很多方面是因为一些小事，身边的利益得不到直接满足而发泄对社会的怨恨。

　　政府是办大事的，社区是办小事的。科层化是用来应付大事的，而扁平化则是来处理小事的。大事讲规矩，而小事须讲效率。我们没有用民主法治这样的大道理来论述，而是用“大事”“小事”概念来区分。小事办不了，大事也好不到那去。大事要举国力来办，小事则应该由人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政府从中起引导作用即可。

　　为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我们可来看看东西方国家在办小事方面的举措：

　　西方信教传统有几千年历史，教会是可以解决小事的。社区有教会，大家每个礼拜天都去做礼拜，商讨问题。教会衰落后出现了公共图书馆，还有集体聚会，有什么事大家可以集思广议。如果大家有协商不了或产生了纠纷的事，最终还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他们有法律至上的传统理念，官司一打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谁都得服从，甭管官司判得合理不合理，人民都接受，这是一种印入骨子里的文化基因，而我们没这种DNA。这方面我们是世界上最不遵守规矩的群体，其根子出自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意识，讲的是特权。什么叫特权？特权就是破坏规矩，它的最大希望就是当官后能够得到特权而获取破坏规矩的权力。西方还有阶级传统，也就是市民社会，甭管什么利益集团都抱团，抱团以后就可以开始办自己想办的事，前提是不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

　　而中国与西方不一样，中国是社区传统，自然社区。在自然村落内，谁知书达理、供养老人、做事公道、不欺负小姓人家，大家就推举他当族主。如果有人念了书，弄个什么举人、秀才回来，一定得让他当头领，甭管他姓什么。这适合中国的选贤任能。自然村规模很小，就擅长办小事，每个人、每一户人家都能参与，到祠堂中一起议事就能商定下来。这就是通称为乡绅的人，中国人就归这帮人管，这样政府规模就可以做得很小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市建立了单位制度，单位什么都管，直到今天单位依然给大家提供一定程度的住房补贴和相应的福利。所以，单位制不是靠市场，也不是纯靠国家，国家怎么能包办13亿人？单位制归结到底就是社区制度，有自己的医疗、食堂、学校，集体互助，这就是中华传统。政府知道自己管不了，因此就应该支持社区自助。

　　而今天我们的政府是以法定的庞大行政村为基础，管理成千上万的人家。在理念上是把社区纳入了政府的基层衙门，剥夺或部分剥夺了社区的自治权。因而得不偿失，不但自己很累想管又管不好基层之事，而且劳民伤财导使政府很雍肿，费力不讨好。

　　因此，我们应恢复社区传统。政府科层机构管大事，社区扁平族群化管小事，桥归桥路归路。政府要鼓励和支持人民组织起来，国家事经人民代表大会制来议大事，生活中由社区人人参与协商定自己的小事，以此来构筑一个和谐社会的干支结构框架。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大事就是要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遵纪守法，人人都要唯法律是从。司法部门要全力做到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才能从源头上斩断小事办不好的根基。

　　所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立足于人民群众关切的每一件小事上，切不可“贪大求洋”，更没必要做秀。党的领导干部：要从思想认识上校正“三观”的总开关；在科层机构上整肃官僚体制的诸多弊端；在行动上构建人民自己参与的扁平化机构管理平台；全方位致力于走向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才能真正回归群众路线之真谛，才能使中华民族的理想“中国梦”，充实到变成为有血有肉、有形式、有内容人民心中自己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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