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朝鲜半岛外交关系在新时代定调

　　来源：中国网　　　　　　　　　　　　2013-10-22

　　中国对朝鲜半岛外交关系在新时代的定调，不仅是考验学者们、亦是考验中国决策者们的一个难题。中国是选择定调还是选择采取藕断丝连的模糊定义办法，都将是留给思考者们的迷思。

　　作者：高鹏

　　近一段时期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相继出访东南亚国家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东亚峰会，这一列眼花缭乱的外交行为，本身就能反映出中国国家领导层对东亚（广义上的东亚地区）的重视。与此同时，学术界也不甘寂寥，清华大学于10月19日举办了主题为“中国东亚政策转型”的安全论坛，与会学者专家就诸多东亚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决策层与学术界在东亚问题上的行为与学术宣示集中爆发于10月份，释放出了一种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关注只会在现今基础上持续走高的信号。

　　而在一系列与东亚地区相关的议题中，一直占据重要分量的朝鲜半岛议题，中国不管就关注度还是行动力上，毫无疑问是在既往基础上加强、加重的，并且中国对半岛外交政策似乎正在审慎的“大转变”。就这一结论而言，目前有两重逻辑论据可为之背书。

　　现实逻辑下的政策转变

　　中国对朝鲜与韩国两个半岛国家的外交政策，一直以来明显侧重点不同。中国对朝鲜的重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开始，一直（除却文革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采取一以贯之的立场，积极发展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在朝鲜战争、领导人的选择以及统一政策问题上，中国一直选择支持朝鲜方面的外交政策；1992年8月24日与韩国的建交，此前的中国也对朝鲜作了最大限度耐心细致的解释；甚至在朝核问题出现的20年里，中国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对朝鲜实行中立略偏的外交政策，给予了朝鲜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同情。

　　而对韩国则有所不同，中韩两国建交前的冷战岁月里，因为两国所选择的意识形态，中国一直对韩国持敌对立场；而在两国建交后，属于高级政治领域内的两国外交，却一直滞后于欣欣向荣的经济贸易往来，即使在2008年5月28日中韩两国国家元首决定将两国由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中韩两国外交关系中姿态的成分仍大于实际的意义。

　　但是我们发现，经历了一个历史时期以后，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对朝鲜和韩国的外交政策似乎起了明显变化，这些变化通过中国最近外交的微妙举动可见一斑。对此六方会谈的前美国代表希尔在10月19日接受韩国中央日报采访时，有比较切中要害的说法，“中国现在开始将（外交战略）中心轴从朝鲜移到韩国。以国宾礼遇招待朴槿惠总统，而未邀请金正恩就是强力的信号。如果写进历史书，那就是朴总统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首脑会谈时，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与（美国篮球明星）丹尼斯·罗德曼（Dennis Rodman）一起在家里。”甚或有媒体认为，李源潮副主席7月25-28日访问朝鲜时，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带感情色彩的“抗美援朝”重新表述为更为中性的“朝鲜战争”，就能看出中国对朝态度的转变。当然近期中国对朝鲜和韩国外交政策的这种微妙却又大幅的变化并非一种突兀的临时想法，而是有着一个过程。对朝鲜，这种变化过程始于2006年10月9日朝鲜试验核武，当时中国外交部就该事件的表态是“坚决发对”，2009年5月25日，朝鲜再次核试，中国的表态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实施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2013年2月12日，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这一次直接导致了中方召见朝鲜驻华大使，进行了严正交涉。所以朝鲜的这种悖逆国际社会呼声的举动，一步步加深了中国高层的恶感，再加之中方所主办的几轮六方会谈破裂，里面都有朝鲜方面的因素，因此，两国关系在2006-2013年间达到一种临界（going critical）的状态。

　　对韩国，中国外交政策真正的变化，客观说来是从金大中政府时代开始，金泳三政府时代，中韩外交关系平淡无奇，就像黄仁宇先生描绘中国的万历15年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代一般。但从金大中时代开始，中国政府对韩国的好感陡增，“阳光政策”也让中国看到了半岛局势缓和的希望，这与中国历来坚持的半岛局势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大原则是符合的；而卢武铉政府时代更是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小高峰，卢本人继承了金大中的对朝阳光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更表现了“疏美亲中”的一面；虽值李明博政府的5年，中韩两国关系又回归平淡，但是朴槿惠总统甫一上任，就首访中国，显示了对中国的重视，因此在2000-2013年的时段内，中国对韩国的外交政策的变化也就成为中国外交的题中应有之意。

　　冷战时代的对抗逻辑

　　冷战时代，朝鲜半岛地区维持的是一种对抗逻辑，苏、中、朝组成的北三角同盟与美、日、韩组成的南三角同盟在此间进行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所声称的零和博弈，你之所得即为我之所失，反之亦然。在这种大环境下，中国外交可选择的余地不大，即使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以后，以及中国因为改革开放基本国策遭受朝鲜质疑以后，对朝鲜仍然是“不离不弃”，虽然中国国际冷战史研究的头号专家沈志华认为中朝关系在朝鲜战争期间就体现出一种国家利益至上、而非唇齿相依的关系，但中国经典教科书里长久以来所宣称的中朝两国是鲜血凝成的友谊，是血盟关系的图景，仍萦绕在中国领导层与大众的头脑之中。

　　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中韩建交，随着东北亚地区经贸互相依赖时代的来临，这种大气候越来越要求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作出调整，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也越来越要求以另一种逻辑来代替对抗逻辑。1991年邓小平曾对来访的金日成说，“从历史上来看，同盟是不能相信的。军事同盟也不能相信。（未取得对方同意不能废除的中朝同盟条约）也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只能相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中国最终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国际社会一员之后，我们注意到2006年中国时任总理温家宝公开宣称，中国不会做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者、不会公开挑战美国的地位，而这个发言的时间点恰恰是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对朝方最后的“温情”时刻，之后，中国外交与韩美采取了似乎更加合乎时宜的、合节拍的合作逻辑路径，而对朝鲜核试则越来越持严厉态度。如果说，中国在2001年第一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开始尝试与美韩等国走合作逻辑的路径、中国对朝外交起了变化的话，那么从2006年开始至今，中国此后的外交越来越在“朝——韩”的阈值里，游离朝鲜，靠向韩国，而中朝关系越来越像“正常的国家间关系”而彻底告别“血盟关系”，用希尔接受采访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中心轴开始从朝鲜移到韩国”。虽然波普尔主义者宣称，未来终归不可预言，但我们可以预测的是， 1961年9月10日生效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其第二条规定的中朝对方所负的军事义务，终将在不久的将来完成它的使命。

　　外交政策转变带来的后续思考

　　如果说中国对朝鲜半岛外交政策的转变，根据现实逻辑和可预期逻辑来判断，是适逢其时的话，那么要为目前这种仍在动态发展的转圜定调则显得十分困难。就目前来看，在朝韩关系、美朝关系仍存较大罅隙的情况下，因此国内有些学者的主张——找寻中朝关系与美韩关系“兼容”的路径——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另外，中国与韩国关系短期内不可能发展到“类盟友”或“准盟友”的地步，毕竟美韩同盟的指向对象迄今为止并未被宣称改变过，中国不可能在此时像甩包袱一样完全“抛弃”朝鲜，以一种对抗逻辑代替另一种对抗逻辑，使朝鲜成为“东亚孤儿”，因为在东亚地区的共同议题中，缺少了朝鲜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也不能成为完整的东亚共同议题。

　　所以，中国对朝鲜半岛外交关系在新时代的定调，不仅是考验学者们、亦是考验中国决策者们的一个难题！中国是选择定调还是选择采取藕断丝连的模糊定义办法，都将是留给思考者们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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