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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预测:生态建设

2014-11-26 14:00:56 公务员考试网文章来源：华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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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论热点预测二：生态建设

　　【关键词】

　　生态建设;环境污染

　　1.近来，上海黄浦江上游的死猪漂浮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也引来不少担忧。挑战面前，上海市为了化解这场“水危机”殚精竭虑，一方面逐日打捞死猪，并做无害化处理，累积多达上万头;另一方面，则逐日向媒体详细通报相关信息，力求公开透明。从目前来看，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保证了上海市民的饮水安全。

　　但是，这场危机还难以画上句号。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各种谜团也渐渐浮出水面，带来对这起突发事件更加深刻的反思。

　　漂浮的死猪暂时捞尽，还会不会卷土重来?毕竟，黄浦江上游河汊众多，面对这种“跨省市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还有不少疑团待解：为什么在事件发生后，连死猪源头这一望而知的问题，相关方都不愿认账?死猪的病死原因何以欲说还休，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对这些死猪，当地政府有否采取必要措施安全处置?农业部对动物无害化处置的三令五申，是否在当地得到落实?当大量死猪沿江漂流，上下游能否联合行动，而不是只靠上海方面的末端处置?

　　纵观这场水危机从起源到化解的来龙去脉，再联系此前各地的水污染、雾霾、沙尘暴等诸多环境突发事件，不难发现，仅仅是事发地一方的努力，就算是再尽心再周全再有担当，也会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只能收一时之效，而非正本清源的长久之计。

　　不管是死猪漂到上海带来水质恐慌，还是雾霾“串门”来到北京引发呼吸焦虑，都在提醒我们，环境安全问题绝不是一个地方单独行动所能解决的。一旦在人群聚集的大城市突发环境污染，影响面巨大。但是，它们毕竟只是一个一个“点”，而水和空气都是流动不居的，我们的关注焦点不能只盯在事发地，而忽略了问题的根源、演化的过程。

　　比如上海与江浙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也一直在做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努力，沪苏浙环保部门3年前还曾签署过《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然而，从死猪漂浮事件暴露的问题来看，建立畅通而有效的区域联动机制，依然任重道远。

　　行政管辖，固然守土有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尤其在生态环保方面，上游下游、各个地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哪个环节掉链子都不行。囿于一隅、只顾自己，就会导致“跨界污染”久拖不决、愈演愈烈，最终埋单的还是大家。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正是“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共同责任。兹事体大，谁也不能置身事外，焉能一推了之?

　　2.太行山脚下、王屋山北麓，有个靠一把扫帚名扬全国的小村庄。它不算最穷，也不算最富;不算最洋，也不算最土;不像城市，也不像农村;过去“穷扫穷讲究”，如今“富扫富讲究”。这个村就是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巴公镇东四义村。

　　半个世纪以来，东四义人挥动扫帚，把一个“穷村”、“病村”、“瘟疫村”，扫成了“小康村”、“健康村”、“城镇化新农村”。人均期望寿命由解放前的37岁提高到76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爱国卫生运动55周年之际，记者走进东四义，探寻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50多年能坚持下来，毫不动摇，靠的是一种信仰。东四义村靠扫帚起家，靠扫帚扬名。村里至今流传着很多顺口溜：“一天不扫不显眼，三天不扫很明显”、“小扫天天有，大扫三六九”、“早起十分钟，扫完再上工”、“自扫门前地，自栽门前树，自铺门前路”，全村用过的扫帚足够拉50节火车皮。解放前，这里是“不扫不讲究”，解放后是“穷扫穷讲究”，改革开放后是“富扫富讲究”，如今是“会扫会讲究”。可以说，一把扫帚扫出新天地。

　　村党支部书记田真炉告诉记者：“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个别人做到容易，人人做到难;一时做到容易，几十年下来难。50多年能坚持下来，毫不动摇，靠的是一种信仰，靠的是毛主席亲笔题词的那面红旗。”

　　那面红旗，是“镇村之宝”，也是全村人的精神支柱。1952年12月，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东四义被评为全国十个卫生模范村之一。消息传来，老村支书刘克明兴奋得彻夜不眠。第二天，他骑着骡子，冒雪走太行，辗转到北京。他从周恩来总理手中接过奖旗，上有毛主席亲笔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毛主席的题词，东四义人理解最深。

　　解放前，东四义村破败不堪，垃圾遍地，蚊蝇满天。村南有一条臭水沟，蜿蜒300多米，一块石头扔进去，成千上万只大蚊子扑面而来，遮天盖地。据《村志》记载：1943年前后，东四义发生了旱灾、蝗灾，伤寒、疟疾流行，全村死绝60户，共计360余人。1943年底，东四义几乎人人染上一种怪病，土话叫“疙痨”。先是胯间奇痒难忍，随后染遍全身，越痒越抓，越抓越烂。所以，东四义长期流行一首哀歌：“槐花开，麦根烂，大人小孩遭魔难。”这个“魔”，就是不讲卫生孳生的病魔。周围村庄的人把东四义称为“瘟疫村”，避而远之。

　　不讲卫生，疾病缠身。搞卫生，是生存的需要，健康的需要。1951年，东四义开始了一场以“四净”(家净、院净、街道净、个人净)、“五灭”(灭臭虫、蚊子、老鼠、苍蝇、跳蚤)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家里干净了扫院子，院里干净了扫街道，地上干净了刷墙壁。村民们每天把打扫当成梳头洗脸一样，一天不扫就好像啥事没做一样。很快，东四义村就在全国“扫”出了名气。50多年来，“打扫”成了一种割舍不掉的传统。

　　从1982年始，东四义人延伸了“打扫”的内涵，开展了大规模的改水、改厕、改圈等运动。新建了自来水塔，铺设了3000米地下水管，全村吃上了清洁卫生的自来水。厕所历经了一代又一代的改良，从加盖式、斜坡式、双瓮漏斗式到冲水马桶，现在的农民新居和城市一样，卫生洁具都讲品牌。家禽家畜全部圈养，鸡棚有纱窗，兔窝有竹帘，没蚊蝇，没臭味。连猪住的都是三层阁楼，吃、住、拉分家，既科学又实用。

　　如今，东四义人有了环保新概念。村里建起了专业清洁队，每天扫两遍，卫生监督员随时巡视。生活垃圾定点回收，集中填埋处理，填满了覆盖土壤，植树造林。生活污水也有专门的管道，经无害化处理后，再排入江河。

　　张春旺是东四义村的“大秀才”，曾担任村文化站站长，如今退休在家。他的家里很讲究，进门还得换拖鞋。谈起卫生观念的变化，他的感慨很多：“东四义人讲卫生，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有的亲戚来家里，牙不刷，脚也不洗，躺下就睡觉，咱们村的人都受不了。这就是卫生观念的差距!邻村人说，吃在脸上，穿在身上，祖祖辈辈都这么活，你们穷打扫，还能顶饭吃、顶衣穿?我觉得，讲卫生是向文明进化，再退回去不可能了。比如在非典时期，全村人都很坦然，为什么?干干净净，瘟疫不来。最关键的是，人活出了滋味，活出了尊严。”

　　64岁的陈元成告诉记者，村里人都爱干净，到外村住宿很不习惯。有一年，他去邻村看望女儿，在她家里住了一宿就赶紧回来了。老伴问为什么，他说：“环境太脏，苍蝇蚊子多，受不了，还是咱村舒坦。”地上的垃圾易扫，观念中的“垃圾”难除。东四义人卫生观念的变化，也曾经历了一次次碰撞和交锋。

　　解放初期，东四义村疾病肆虐，迷信盛行，光神汉、巫婆就有六七个。很多村民认为：“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烧香胜过讲卫生，拜佛可以不得病”。那时，农民不相信小小的蚊子能置人于死地，也不知道细菌是什么，所以，谁也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愚昧和陋习严重制约着文明的诞生。

　　当年，有位村民叫张义和，他家从来不打扫，也不拆洗被褥。村干部看到，他吃过饭的锅碗瓢盆洗也不洗，就摆在积满煤灰的灶台上，绿头苍蝇嗡嗡叫。有一次，他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不能动。别人要给他请医生，他却说：“命运命运，老天注定，今儿唤你，不等五更。”他做好了棺材，放在院中，就等阎王召唤。于是，村干部进驻他家，进行了彻底的大扫除，垃圾清出30多担，洗被褥的脏水足可浇半亩菜地。很快，张义和家就窗明几净，焕然一新，他的心情也好多了。村干部为他请来了医生，打针服药数天后，他竟然起死回生。从此以后，他成了“讲卫生迷”，村里每次搞评比，他都名列前茅。

　　还有一位村民叫李福春，他家的卫生状况和张义和不差上下。不同的是，他胆子更大，敢吃病死的猪肉、羊肉。他和妻子身体都很差，四五十岁仍未生育孩子，活得一点信心也没有。村干部在他家里饱闻了几天臭气，把里里外外扫个遍，死猪肉也埋到了荒郊。村干部教给他科学的饮食方法，使他有了卫生保健意识。说来也神，一年后，40多岁的妻子竟然有了身孕，夫妻俩乐得一颠一颠的。

　　奄奄一息的人变得春风满面，最脏的变成最净的，村干部抓住这两个典型，给全村人鼓劲。于是，村民们都懂得了一个道理：讲卫生，不得病。不少人还学会了一句时髦话：科学呀，就是科学!很多老人幡然醒悟，把香炉做了花盆，把香筒做了痰盂。

　　70岁的贺广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那时，每天都打扫几遍，抹了门窗抹大梁，灶台的砖亮得能照见人影，连瓶瓶罐罐都要排成队。到后来，村里再也看不见杂草、垃圾、粪堆，炕头再也找不出跳蚤、臭虫，粮仓灶房再也听不见老鼠叫。”

　　针对村民患牙病多的情况，村医提出了普及刷牙的建议，村干部立刻组织推广。几年后，村民的牙白了，牙病少了，吃饭香了。记者见到一位老村民，他风趣地说：“过去，成年累月在地里死受，别说洗澡刷牙，晚上泥脚不洗就钻了被窝。爱国卫生运动一搞，连嘴都要一天洗两次。现在一嘴好牙，还真亏了年轻时的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