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热点:无门槛开放异地中考尚需重启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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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丙奇

　　广州市异地中考政策拟于2017年实施，据广州异地中考公众意见征询委员会意见，过渡期间，广州市公办普高招收非政策性照顾借读生数量不超学校所在批次招生计划的8%；过渡期后，广州市公办普高招收异地生(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不超过学校所在批次招生计划的8%。此外，广州的异地中考政策“四个三”条件，将与省异地高考门槛衔接，符合条件所需的五个险种将减为两个。据悉，该方案还须经广州市招生委员会同意才能通过。

　　据报道，广州市将公办普高招收异地生(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不超过学校所在批次招生计划的比例确定为8%，是听取公众意见的结果。或者更近一步说，这是平衡广州市教育资源、本地户籍生中考利益的结果——开放门槛低，广州市的高中教育资源难以满足求学的需要，也会增加本地户籍学生的压力。

　　但是，这一政策也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以去年的普通公办高中录取计划56000人计算，8%为4480人，而非广州市户籍非政策性照顾考生仅去年就达到25500多人，其中仅有17%的随迁子女可上公办普通高中，考虑到广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中随迁子女比例逐渐提高（目前随迁子女达到三分之一），今后这一比例还可能下降。由于报考普通公办高中的机会少，且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名额也不多（去年为4000多人），虽然广州允许随迁子女报考中职，但考虑到中职的现实吸引力，随迁子女很可能寻求返乡参加中考读高中。按照这种规定，此前令舆论振奋的广东开放异地高考，最终会让很多人空欢喜一场——连续三年高中学籍、提供居住证的要求看似较低，但中考门槛一抬高，随迁子女读高中难，还谈什么异地高考？貌似了开放了普通本科异地高考，可由于中考时绝大多数学生只能报中职，结果依旧是高职开放，普通本科开放极为有限。

　　这是在笔者的意料之中的，在目前的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和以地方财政为主保障教育资源的情况下，开放异地高考、中考必然会遭到现实的阻力，地方会设置诸多门槛，最终实现“极为有限开放”的“目标”，一方面限制较少随迁子女可以获得平等高考机会，另一方面以此限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涌入，这是和全面推进高考公平背道而驰的。

　　真正的中高考公平，应该实现随迁子女无门槛求学。做到这一点，仅靠地方政府的力量是十分困难的，而必须在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推进系统改革。首先，应该在国家层面推进全国重点大学面向全国的统一自主招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高考改革要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如果能落实这一改革，举行全国统一测试，高校基于统一测试进行自主招生，那么，所有考生在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报考，以统一测试成绩去申请大学，大学实行独立、自主招生，结合学生的统一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和地区教育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录取，高考按户籍报名的制度将彻底打破，异地高考问题也就不再存在。

　　目前各地开放异地高考，都是在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框架之下，而这一制度本就制造了地区间的高考不公，广东省的一本录取率也因这一制度而决定。要在这一制度之下，开放异地高考实现高考公平，根本不可能，像北京、上海，到现在还没有出台开放的具体政策。

　　其次，加大省级财政对基础教育发展的统筹力度，建立学费随学籍走的经费流动机制。我国基础教育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根源在于实行地方财政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各地的办学条件取决于当地的财政实力，这也使当地的教育资源只为当地户籍人口服务，由此出现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求学门槛和中考门槛。包括这次广州开放8%的随迁子女借读机会，取消择校费、借读费，也被认为是随迁子女的“利好”。

　　要让我国的受教育者在各地都能享有平等的求学机会，应该加大省级财政对基础教育的统筹力度，同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这可以做到在省内学校的办学标准一致，缩小学校间的办学条件差异，同时，也可以建立学费随学籍走的机制——一名学生从一地流出，流入另一地，政府的生均经费也随之流动，这就减少了流入地地方财政的教育投入压力，也使流出地政府重视本地的教育发展，而不像现在，流入地不堪重负，而流出地以学生流出来减轻自身的教育投入压力。

　　教育公平是推进教改的出发点和目标，为此，需要中央、地方形成合力，各司其职。如果中央、省级政府在推进基础教育公平方面缺乏顶层设计、制度改革，地方的作为空间是十分有限的，必须注意的是，开放中高考，最终的目标必须是无门槛100%享有平等的入学机会，推进公平可谓任重道远。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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