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热点:船长为什么不能弃船先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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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影片《泰坦尼克号》和小说《“诺曼底”号遇难记》中的感人情节不同，在韩国“岁月”号沉船事故中，船长李俊锡没有选择“与船共存亡”，而是率先弃船逃生。这让许多人感到愤怒，其中也包括韩国总统朴槿惠，她表示：“这种行为以基本常识很难理解，也不可饶恕，无异于杀人，从法律上、伦理上都不可想象。”

1852年2月，英国“伯根黑德”号在南非开普敦海岸触礁，船长萨尔蒙德带领船员以全体遇难的代价，将仅有的三艘救生船留给妇女儿童。自此，妇孺优先逃生、船长最后离船，成为海难逃生的光荣传统，“与船共存亡”更是成为船长的一种至高荣誉。这不仅是基于人性道义，同时也是基于现实需要。船长是船舶的最高行政长官，没有其他人比船长更了解自己的船舶结构和人员情况，也没有其他人比船长更适合下达“弃船逃生”的命令。一旦发生火灾、触礁、碰撞、倾覆等事故，无论是组织疏散、维持秩序，还是寻求救援、联络接应，都需要船长在现场指挥——一则可以稳定军心，二则便于作出决断。倘若船长先于船上人员逃生，整个船舶很可能会陷入混乱，必然会影响到救援秩序，造成更大程度的伤亡。因此，从伦理和常识上判断，船长虽不需要“与船共存亡”，却应当“最后一个离船”。

再来谈谈船长的法律责任。虽然还没有船长“必须”最后离船的法律规定，但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允许“弃船先逃”，一些国家更是明文规定“应当”最后离船。韩国《船员法》就规定，船舶在遇到危险时，若船长没有“谨慎救助人命、船舶及货物”，可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韩国《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规定了“弃船先逃罪”：如果事故船舶的乘务员未履行救援义务造成乘客遇难，将被处以无期徒刑或5年以上徒刑。根据美国的海事法律，弃船逃生的船长不会受到刑事指控，但如果船长逃避责任导致乘客死伤，依然要面临过失杀人罪名。而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船长弃船则有可能被认定为触犯刑法。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更为具体，《海商法》和《船员条例》同时规定：“弃船时，船长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首先组织旅客安全离船，然后安排船员离船，船长应当最后离船。”

这是一道事关生命优先的选择题，我们不能苛求船长“必须最后一个离船”，但“不率先逃生”理应成为行为底线。然而，现实远比影片和小说残酷，弃船先逃的船长并不鲜见。1991年，希腊游轮“海洋”号在南非海域发生漏水事故，船长阿瓦纳斯和部下不但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乘客，反而自己乘坐救生船逃生；2012年，意大利游轮歌诗达“协和”号发生触礁事故，在仍有大量乘客未获救的情况下，船长弗朗切斯科·斯凯蒂诺却弃船逃跑……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迈克尔·艾林德和奥斯卡·埃里克森更是研究发现，在18起沉船事故样本中，有11起妇女的生还率都低于男性，平均生还率最大的是船员，第二名则非船长莫属，而儿童的生还率最低。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严格贯彻“妇孺优先逃生、船长最后离船”的原则，妇女和儿童的生还率才会大大提高。

船长“最后离船”的光荣传统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在职业荣誉和求生本能之间出现“右倾”。但无论如何，船长都不能弃船先逃，这是道德底线，更是法律规范。日前，韩国调查部门已经正式逮捕李俊锡，他将面临包括疏于职守在内的5项指控，他需要为自己的弃船先逃行为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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