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决不允许“讲讲笑”，执法者尤须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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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建庭

　　珠海口岸部门日前介绍了一起案例：江西青年王某数月前在澳门丢烟头收到600澳元罚单，但觉得只是“讲讲笑，吓唬人”而已，所以就没有缴纳罚款，近日欲再次通关却被澳门警方拒绝入境。

　　目前，我国烟民已超过3亿人，更有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自2006年全面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来，从国家到地方制定过一系列“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广州、深圳、上海、杭州、哈尔滨等10多个城市更是实现了地方控烟立法。然而，控烟的实际效果却是差强人意，调查数据显示有72.5%的餐饮场所、50%的住宿场所仍有吸烟行为。特别值得警醒的是，公众尤其是烟民对于控烟的态度：一方面，普遍都能够认识到吸烟的危害性，对控烟立法也抱以支持态度；另一方面，不少人仍存法不责众的惯性思维，认为控烟执法是“讲讲笑，吓唬人”。这样的认知且不独出现在控烟问题上，在“中国式”过马路、景区乱涂鸦、扰民广场舞等问题上，同样司空见惯。

　　一些法律何以会给人“讲讲笑，吓唬人”的认知呢？除了公众个体认知差异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恐怕是部分法律本身确实是在“讲讲笑，吓唬人”，尤其体现在一些地方性法律法规中。这又分为两类情况：一类体现在立法阶段，虽可形成法律但压根就很难实施。比如，今年某地《公共厕所管理办法》的“尿歪罚款”，这一被网友评价为“蛋疼”的规定，一开始就没有解决“谁来执法、如何执法、怎样取证”等关键问题，这就难免留给公众那样的认知。另一类体现在执法阶段，法律条文没有问题，但是缺乏执法刚性，久而久之很容易沦为一纸空文。这在控烟执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其中也有缺乏国家上位法支撑和法律配套细则不完善等问题，但更严重的不足是执法不连贯、不连续、不严格，许多地方往往只是在“世界无烟日”做做执法样子。

　　在世界范围内，不乏控烟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大部分是以罚款为主，当然也有一些更加严苛的国家，比如朝鲜会“剥夺烟民的大学深造权利”，肯尼亚公共场所吸烟“有可能被捕入狱”。做得好的，共同之处就是做到了严格执法，不仅法律的权威性得到了捍卫，而且公众不会得出“讲讲笑，吓唬人”的判断。唯有如此，才能使法律真正有意义，也才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有法可依”是前提，但更重要的是“必依、必严、必究”，这是决定法律能否真正起作用的关键。当前，社会弥散着一种“立法万能主义”的错误倾向，凡事都希望诉诸立法，然却忽视了更为紧要的执法问题。倘若执法不力，法律条文本身注定将毫无意义，要么是“讲讲笑，吓唬人”，要么是“因人而异，因利而异”。

　　12月11日，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了“河北河间市收税乱象”——到税务所缴税得冒名顶替，乡政府代收还能漫天要价、坐地还钱，有些税钱还缴到个人账户上。国家具有统一的税收法律，然而河间市却没有做到“必依、必严、必究”，法律在某些执法者眼中成了牟利“挡箭牌”。这是一个远比控烟更为严重的问题，双方既然可以边开玩笑边讨价还价，老百姓怎会不认为是“讲讲笑，吓唬人”呢？法律决不允许“讲讲笑”，相比公众，执法者尤须时刻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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