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热点:“嫖宿幼女罪”存废间需信息畅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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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 丹

　　从2010年起，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就持续提出取消嫖宿幼女罪的建议。近日媒体获悉，今年7月30日最高法针对其建议给予了答复，表示完全赞成该建议，称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未成年人保护层面，废除嫖宿幼女罪都有充分理由。以嫖宿幼女罪定罪量刑，等于认可了幼女“卖淫女”身份，这是对幼女的极大侮辱。最高法希望能与各界共同推动全国人大法工委尽快立项废除该罪名。

　　10月24日，最高法等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其中规定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均以强奸罪论处。这样的法律适用规定，被不少法律界人士解读为“冻结嫖宿幼女罪意图明显”。但毫无疑问，通过法律适用规定回避刑法罪名的适用，与立项废除该罪名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最高法所能做的是谨守审判权的边界。一方面，明确表示赞成并希望推动废除嫖宿幼女罪；另一方面，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进一步规范嫖宿幼女罪的适用。

　　嫖宿幼女罪存废之所以引发争议，缘于按照现行刑法规定，奸淫幼女作为强奸罪的法定从重情节，可按照强奸罪定罪量刑，最高可至死刑；而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则为5年至15年的有期徒刑。由于司法实践中存在对“嫖宿”性质的争议，往往导致同罪不能同罚的尴尬。对如此大相径庭的惩处差异，执法部门建议从立法层面予以取缔，即将“嫖宿”归并于“奸淫”，而立法部门则倾向于对执法环节的误读矫正。最高法同时透露，嫖宿幼女案件数量较少，2010年全国收案37件，2011年全国收案30件，2012年全国收案41件，平均每个省份一年只有1件案件。可以看出，这两年来各地法院在实践中几乎已将此罪名“冻结”，极少适用，其中原因并不难理解。贵州习水2009年4月曝出性侵幼女事件：11名女生被以拍裸照和殴打等手段胁迫卖淫，其中有3名是未满14岁的幼女；而参与买春的人员中，竟有5名习水县的公职人员和一名县人大代表。检方以“嫖宿”而非“强奸”的罪名提起公诉，引起舆论哗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嫖宿幼女罪开始以另外一种面目进入舆论的视线。

　　就成年男女的不正当关系而言，判定“强奸”与“嫖宿”的区别显而易见。即是否违背当事妇女的本人意志，或该妇女是否处于意识清醒状态。但对于身心发育不成熟、尚不具备性决定能力的幼童而言，这种情形判断则另当别论。从保护幼童的角度出发，确实不应在立法或司法留下一个可能逃脱高刑罚的空间。法治社会是立法与民意之间信息畅通互动的社会，任何一项立法，都需要立法机关和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特别是当公众对某一项法律问题反应十分强烈的时候，立法机关更不能忽视。对于填补这个空间，到底是通过司法解释，还是通过立法废除罪名，在立法日益开放、公民参与立法日益积极的今天，都需要公开的信息畅通互动。如果法律本身存在问题，就推动立法机关对法律进行修改；如果是法律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就积极开展立法解释，以消除实践误解。无论以哪种形式解决问题，面对质疑、积极回应都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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