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铺路城镇化 三中全会公报赋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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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届三中全会似乎在“刻意淡化”前期被寄予厚望的城镇化发展理念，通观5000字的公报，城镇化三个字仅仅出现过一次，可谓“惜墨如金”，更勿论城镇化发展规划的纲领性内容了。但此时无声胜有声，城镇化是发展经济的新动力，但需要体制上的深化改革，即城乡二元化结构的破除，公报中“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两点，恰恰是为即将展开的城镇化做体制上的铺路。

　　公报“淡化”城镇化不代表城镇化已经被淡忘，相反却是审慎有序推进的直接体现。对于城镇化对于中国的价值，笔者此前曾撰文表示：沿用西方经济学的“木桶理论”，补足最大短板能够发挥最大的边际效用。对中国而言，城市化过程中被“忽视”的农村是最大的短板。此前在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第一次“改革红利”后，吃饭问题解决掉了。但此后农村的发展停滞不前，导致劳动力大迁徙、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等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现在中国已经过了宣扬“政府用10%的支出养活了四分之三人口”的阶段，农村发展到了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民生活质量，释放积压劳动力的阶段，中国政府选择的“补桶”工具是面向广大农村与农民的城镇化，也可以谓之“农村升级”，让农民成为新的市场主力。(详见博文《变农为金 城镇化造市场牵引中国新经济》)

　　但是发现或者意识到城镇化是发展中的一个巨大金矿不代表就能够顺利开采，至少这还不是一个露天金矿，挖开表层就能“金光灿灿”，恰恰相反，这座金矿是一个深层矿藏，需要科学的论证，严谨的施工，方可能达到预期的效益，而城镇化对中国的发展效益来说，更是双重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但这个效益发挥的情况受制于两大核心的体制因素：人和土地。

　　人和土地都被一个体制性的框架所深深束缚着，即“城乡二元化结构”。人的城乡二元化结构体现在户籍的二元化以及区域之间的户籍多元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失衡更是让附加在户籍上的种种利益与限制严重地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土地的二元化主要是城市的国有土地制度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集体土地无法用市场的方式自由流转，让农民“脱农”或者说“脱地”无法获得公平的补偿，也让大多期待进城的农民因缺少了财产性支撑而有心无力。

　　这两个核心问题不解决，城镇化的进程被异化将是大概率事件，一旦城镇化在推行过程中被引入歧途，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带来灾难性的隐患——极端情况将造成农村土地被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后，相关配套却无法跟进，导致城镇变成贫民窟，城镇化演变成一场中国式“跑马圈地”运动。在这种风险面前，即使十八大后李克强总理屡屡向外界强调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等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意义，但因体制性制约并未破除，期待中的城镇化发展规划迟迟未能出台，唯有先破而后立方能最大程度的释放城镇化带来的改革红利。所谓破，即破除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落后的体制性藩篱的阻碍，所谓立，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和推出城镇化发展规划。这一思路在三中全会公报中清晰的传达出来，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笔者认为，城镇化的顶层设计就是建立适合发展方向的新体制，而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允许多种方式共同摸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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