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王东京：政府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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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京

近几年学界谈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章多，给人感觉，似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多多益善，而我却不这样看，以往企业办社会我们有教训，痛定思痛，这问题值得慎重研究。

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社会责任首先是政府的责任，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当年亚当斯密说政府是守夜人；而弗里德曼讲，政府是我们的仆人。这是说，不管作为守夜人还是仆人，政府承担“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产品（服务）以及助弱扶贫”等社会责任都义不容辞。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必须大包大揽，也不是所有社会责任政府都得事必躬亲。比如助弱扶贫，政府可以自己出手，也可让企业相助。典型的例子是养老，早年的养老院皆为政府投资，而今天私人投资的养老院则比比皆是。公共品也如此，政府有责任提供公共品，但不等于政府就要直接生产公共品。

是的，社会责任既可由政府承担，也可让企业承担。那么企业怎样才算承担了社会责任呢？我之前在写《追问企业社会责任》一文中说过，关键是看企业行为是否有主观利他的动机。若企业是为了自己追求盈利，那肯定不是履行社会责任；若主观动机利他，即便有盈利也是承担社会责任。

这判断，我今天仍不变。事实上，企业为了盈利，无论生产什么客观上都利他，不然商品卖不出，企业就不可能赚到钱。亚当·斯密有一句名言：“酿酒师酿造香甜的美酒，并非出于他们的恩惠而是出于利己的考虑。”这样看，企业只客观利他不是履行社会责任，那是纯粹的商业行为。

有一看法，认为企业只有“贴钱行善”才算履行社会责任，这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企业捐助公益当然是履行社会责任，而且也应得到鼓励；但我不赞成将履行社会责任简单地等同于“贴钱行善”。要知道，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得自己负盈亏，“一次性”贴钱可以，长期贴钱怎么行呢？

于是这就带出了本文要讨论的话题。社会责任在政府与企业间究竟如何划分？经济学通常是从成本与收益两方面作权衡，而我则主张就从成本看。这不仅因为履行社会责任的收益难以考量，而且因为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其收益都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各自的成本。

毫无疑问，以成本划分社会责任，思路肯定对；难题是生活中的成本种类多，五花八门，我们该选哪些成本作比较。这些天思来想去，与此相关的成本我认为有两种：一是沉没成本，另一是交易成本。沉没成本是指付出后难以回收的投资。比如装地暖，设备一经安装投资就算“沉没”了，日后地暖不用，成本也收不回。交易成本大家不陌生，简单说，是指达成一笔交易所花费的成本，其中包括信息收集、广告推介以及与市场有关的运输、谈判、协商、签约、合约监督等费用。显然，除了直接生产成本外，所有其他费用皆是交易成本。为了与生产成本相区别，故也有人称此为“制度成本”。

为何可用这两种成本划分社会责任呢？为方便理解，让我用案例作解释吧：

7年前我访问法国，听法国电力公司（简称法电）高管说，法电承担了社会责任。事情是这样，法国有边远地区的穷人用不上电，希望政府解决，而政府却就把这件事交给了法电，法电也欣然接受。为什么？法电的回答是，政府直接供电需架设专线，而法电有输电网，只要政府按成本价给企业补贴，企业不赔又能履行社会责任何乐不为？

听明白没？在这件事上政府与企业之所以能一拍即合：第一，是企业有现成的输电网，而当初建输电网的投资是沉没成本。既然投资已沉没，给穷人送电对企业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第二，政府按成本价给企业结算，政府节省了（架专线）投资，企业也赢得了声誉，各得其所，自然一拍即合。

由此看，企业乐意承担社会责任，是因为存在相关的沉没成本，若非如此，企业恐怕就不会那么爽快了。这里我想到的另一个例子是“垃圾焚烧”。垃圾处理事关公共环境，显然属于社会责任。可这责任该由谁承担呢？按上面的分析，若企业有焚烧设备（沉没成本）可交给企业，但若政府与企业均没设备怎么办？

这的确是棘手的问题，不过我认为仍可通过比较“交易成本”作选择。比如新建一间垃圾焚烧厂，设备投资（沉没成本）政府与私企也许相同，但由于政府投资建的是国企，私人投资建的是民企。前者花的是公款，后者是自掏腰包，预算约束不同，交易成本定然不同，若国企的交易成本低就由国企承担，反之则由民企承担。

不过据我多年观察，一般来讲，民企的交易费用普遍要比国企低。也正因如此，所以诸如垃圾焚烧一类的社会责任我认为可交给民企。但要让民企肯接受，政府有两件事必须做：一是要承诺用财政资金购买民企的“服务”；二是明确界定权利，允许民企向垃圾排放方收取适当费用。二者可选其一，也可双管齐下，而总的原则，是要让履行社会责任的民企有盈利。

原载10月28日《学习时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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