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干警专业综合(硕士类)中国法制史之战国-南北朝法律制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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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指导思想 1.缘法而治，事断于法  

　　由法家提出的“缘法而治”，是新兴地主阶级最基本的法制原则之一。按照这一法制原则的要求，国家必 须制定供臣民一体遵守的法律。其次，这一原则要求君臣依法治理国家，处理政务。法家这种事断于法的思 想，取消了奴隶主贵族随心所欲地治人以罪的特权，并把刑罚变成了具有客观依据的比较稳定的惩罚手段。

　　2.刑无等级

　　这是法家关于适用法律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法一旦制定之后，不管身份多贵、权力多大的人，违法必 按法论处。管仲在改革旧制度中，首先提出了法之于人，就象度量衡器之于物一样。物之轻重大小，标准在 器;人是否犯罪，应受何种刑罚，标准在法。商鞅则明确提出“刑无等级”的主张。

　　3.重刑轻罪

　　重刑轻罪就是要求对轻罪予以重罚，这是重刑主义理论在法制中的体现。重刑主义的极端表现就是重刑轻 罪，亦即所谓“行刑重其轻者”。对一切犯罪都应加以比犯罪者所得之利更大的惩罚。只有重罚轻罪，对极轻 的罪处以重刑，才能使轻罪不生，“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才能最终实现“以刑去刑”的目的。

　　4.布之于众

　　这一原则就是要求公布成文法，国家把所有的法律都清楚地告诉臣民。首先，应当法律公开。春秋时期的 郑“铸刑书”和晋“铸刑鼎”，已开了公布成文法的先河。战国时期的地主阶级掌权者继承了这一传统，主张 把法律公布于众。其次，这一原则要求法律必使民知。法律公开只是为使民知法提供了条件，还要使百姓明白 了解法律的内容，才能达到使百姓依法“知所避就”的目的。

　　二、《法经》

　　1.《法经》的内容

　　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很多，李悝也在魏国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推行新政。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经》。

　　《法经》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正律”、杂律和具律，前四篇主要内容是治“盗” “贼”。《盗》法是保护封 建私有财产的法规;《贼》法是防止叛逆、杀伤，保护人身安全和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法规。《囚》是关于审 判，断狱的法律;《捕》是关于追捕犯罪的法律;《杂》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 律;《具》是一篇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等法律原则的规定，相当于近代法律的总则部分。

　　《法经》共有六篇，即盗、贼、网(或囚)、捕、杂、具。《法经》首先确立了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的立法宗旨。李悝认为盗和贼是对统治的最大威胁，所以放在了最前边。贼是指伤害人和反叛，杂是指盗、贼 之外的各种犯罪行为，具类似于现代刑法中的总则部分，规定定罪量刑的原则。

　　2.《法经》的特点

　　(1)《法经》以保护封建私有财产为首要任务。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把《盗》法放在六 篇之首。《法经》的内容反映了立法者的这种要求。

　　(2)《法经》是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的工具。对盗符、盗玺、越城、群相聚等严重危害封建政权和侵犯君 主权威的行为，《法经》都规定了严厉的惩罚。

　　(3)《法经》体现了重刑主义的精神。

　　(4)《法经》在编纂体例上开创了编纂完整的成文法典的新体系，改变了过去单项诏令、法规重叠不齐、 规范不一的局面。《法经》设《具法》一篇，集中规定对所有法律条文具有统帅作用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战国 时期立法水平的提高，它直接影响了秦律及汉律等，为我国古代法典的编纂体例确定了基本模式。

　　3.《法经》的历史地位

　　《法经》作为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首先，《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这一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法经》作为 李悝变法的重要内容，也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肯定。其次，《法经》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成文法典的编 纂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法经》六篇为秦、汉直接继承，成为秦、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在 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在内容上，《法经》 中“盗” “贼” “囚” “捕” “杂” “具”各篇的主要内容也大都为后世法典所继承与发展。

　　三、商鞅变法

　　1.改法为律，扩充法律内容

　　商鞅根据秦国的具体情况及改革的需要，扩充了新的内容：一是改法为律，二是制定新的法律。随着封建 法律的建立和完善，随着新兴地主阶级法制建设经验的积累，人们己经不满足于法的公平，而要求把法普遍适 用且有法必行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律正是体现了人们的这种要求。用“均布”的律，代替“平如水”的法，其 强调的是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法经》只有六篇，它的内容是有限的。为了调整新的社会关 系，商鞅必须充实法律内容。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看来，秦的法律内容的确已大大超出了《法经》的范 围，如《金布律》《司空律》《军爵律》等都是《法经》所未有的。

　　2.明法重刑

　　明法重刑，是早期法家“事断于法”和“重刑轻罪”立法原则的继续和发展。商鞅的明法，就是制定法律和 法令，公之于众，使人人皆知。另一方面就是“燔诗书而明法令”，即取缔其他各家特别是儒家的礼治学说，用 国家的法律法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在专任法治的重刑思想指导下，商鞅制订的重刑原则主要有：“行刑重 轻”。主张对轻微的犯罪行为，处以严厉的刑罚。“刑用于将过”。商鞅认为，在人们已经犯了罪的情况下加以刑 罚，就不能禁止犯罪。只有当人们将要犯罪的时候就给予惩罚，大的邪恶犯罪行为才不会发生。是“行刑重轻” 原则的进一步发展。

　　不赦不宥。为了贯彻重刑原则，商鞅还反对赦宥，主张凡有罪者皆受罚。

　　奖励告奸。为了更有效地禁奸止过，充分发挥刑罚预防犯罪的作用，商鞅还奖励告奸，明令规定：“不告 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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